我与刘瑞琦，同村邻巷，一块泥巴里滚大的发小。他比我大一岁，我喊他“瑞琦哥”。那时的孝义坊虽穷，涝河水却清凌凌的。我们常在河滩摔跤、河里摸鱼，去村北头的冢疙瘩玩溜溜滑，在村东城壕篮球场打球，也在皂角树下比谁背的课文多。他说长大了要当老师，教咱村娃说“洋话”。我那时一心想当兵，嗔他“书呆子气”。

　　岁月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各奔东西，但童年的誓言，往往在心底埋下最深的种子。谁料几十年后，他不仅真把“洋话”教进了咱村，更将一座闲置的村委会，焕变为滋养乡野的文化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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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退休在西安，他却一头扎回了孝义坊。去年秋天，我回村参加他办的书院联谊会，远远就见他站在门口——标志性的光头，一头白发，背微驼，眼神却亮得像少年时。他拉着我的手，第一句话就是：“弟啊，咱村娃也能说英语了！”

　　这话不假。他办的英语班，分文不取。城里娃补一堂课要一二百，咱村娃坐在自家门口，就能听大学教授讲课。我亲眼见几个孩子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家，发音标准，落落大方。刘瑞琦站在黑板前，一笔一划写单词，声音洪亮，仿佛又回到了西藏农牧学院的讲台。可这讲台，是他把原村委会的旧房子改成书院的；粉笔，是他掏退休金买的；连书架上那六千册书，也是他从云南，一趟趟肩扛手提运回来的。

　　然而，瑞琦哥为家乡带来的，远不止一门“洋话”。他深知，精神的丰盈，更需要浩瀚书海的滋养。他总说：“人可以睡在地上，但书要睡在床上。”这话我信。他毕生藏书四万五千余册，仅捐出的书就能堆满一间屋子。退休后，他足迹遍及西南，在成都、昆明、宁强、西双版纳先后捐建四座书院，走到哪儿，就把书香带到哪儿。而最终，他选择将最深的根扎回孝义坊——这座他亲手打造的书院，如今已是村里最亮眼的名片：省市区的领导来了要参观，城里的老师来了要交流，连电视台都来拍过专题。

　　这座让全村人引以为傲的书院，背后是他数不尽的付出。没钱时，他自掏腰包；没人手，他便三顾茅庐请“五老”出山。书院，就在这一桌一凳的添置、一言一语的恳谈中，从无到有，悄然建成。如今，孝义书院挂上了“鄠邑区图书馆分馆”的牌子，娃娃们借书、看书、上课都方便。新农人齐颜龙常来查草莓种植资料，说书院帮他解决了育苗难题；三年级学生刘怡香每次来，都抱着一摞《寻宝记》漫画，蹦跳着去登记借阅，是这里的常客。

　　乡亲们都说：“瑞琦回来，咱村不光有了书，更有了名气。”这话背后，藏着他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感恩。他上小学时交不起一元学费，是大队开证明免了；后来参军、自学英语，靠抄书、背词典考上大学，最终成了大学教授。这份恩情，让他退休后毅然回到故土，用最实在的方式回报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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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后获评“西安好人”“陕西好人”，可他总说：“我只是想还当年那一元学费的情！”这话朴素如泥土，却重若千钧——多么低调，又何其伟大！顿觉他入党宣誓的身影立在眼前：那身影，早已与书院的灯火、晚霞的余晖、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成为照亮后来者的一束光。

　　我有这样一位乡党，骄傲！他让我明白：真正的根，不是光坐拥在这片土地上，也不全是写在族谱里，更应是在你为后人栽下的树、点亮的灯、开启的智慧里。

　　他常哼唱一首小曲，那词儿道出了我们的心声：“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最美的牵挂还是孝义坊，那是爱的港湾，那是根的地方……”他唱得动情，我听得心酸，更满心骄傲。那调子朴实，却承载着我们这代人共同的乡愁。

　　回西安的路上，我望着天边晚霞，红得坦荡，红得浓烈。这晚霞，不正是刘瑞琦的写照？他把人生最绚烂的余晖，毫无保留地洒向了这片深爱的土地。

　　奉献，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刘瑞琦用半生漂泊，换来了晚年归乡；用满头白发，换来了孩子们清亮的笑声。这晚霞映照下的书院，这书院里不灭的灯火，正是他以生命之暮，为故乡点燃的一炬希望——不灼人，却足以照亮一片乡土的晨光。

　　骏马，原名白玉俊，籍贯陕西鄠邑，中共党员，曾服役、从警，现退休。爱好文学，常用文字记录岁月里的温暖故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