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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2月以后，随着东北辽阳、鞍山、吉林、四平等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在东北只余下长春、沈阳等孤立据点。许多东北学生流亡到长春和沈阳，就读于临时设立的中学和进修班。四五月间，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困长春，国民党当局也以经济困难为由解散了拥有5000多名学生的淞北联中，下令18岁以上的学生全部从军，18岁以下的则进入另一所中学。

　　这使得沈阳和长春等地的学生普遍感到恐惧不安，此时又听说国民党将在北平设立临时中学专门安置东北学生，遂从4月上旬开始纷纷徒步入关。

　　第一批到达北平的东北中学生有50多人，靠美国在华救济委员会发放的食物维生。1948年5月初，抵平的东北中学生达200余人，其中有55人凭借证件领到北平市教育局发放的救济金（每人50万元），这些领到钱的人即把钱与其他同学平分了。截至5月底，抵平的中学生已达370余人。许多东北大学生也纷纷来平，但处境较中学生好得多，尤其是中正大学已决定全体迁校，其学生均乘飞机来平，东北大学、长春大学等校则决定不迁，学生只能自谋前程，无人照管。

　　东北学生来平以后，发现此前传言的北平将成立临大、临中一事愈发渺茫，他们的吃饭、住宿、求学均成问题。

　　国民党北平当局对此互相推诿，随着流亡学生人数日益增多，只好由社会局拨发6000斤粮食和30吨煤球进行临时救济。

　　原本受命筹备临大的长白师范学院院长方永蒸从筹备费中拿出1亿2千万，每人每天发给2斤粮食和1万元菜钱，使其得以维持基本温饱。

　　住宿问题较之吃饭问题更难解决。东北流平学生起初露宿街头，后来由北平师范学院右派学生社团生活学习社安排至绒线胡同三青团旧址及西单广济寺居住。几位东北籍的中国大学的学生出于同乡之谊也颇为热心，积极奔走交涉膳宿。截至1948年7月，东北流平的大中学生共约10000人，分散于城内各处，多借宿于寺庙等废弃不用的公共建筑。

　　据北大学生罗荣渠的日记，他于1948年7月7日访问绒线胡同东北中学生聚居处，发现住在那儿的中学生最小的十一二岁，大的也不过十七八岁，有的人在屋檐外打地铺，其他人则挤在室内打地铺，“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罗不禁感慨：“这简直是一个贫民窟！”

　　当然，任何群体内部都并非铁板一块，“东北流亡学生”同样如此。虽然多数流亡学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仍有少数人生活优裕，例如住在椅子胡同的沈阳医学院学生两三人住一间，每间还配有床、桌子、凳子等家具。至于少数家在北平有房的东北官宦子弟就距离“流亡”生活更远了。

　　那么，北大学生对东北流平学生持何种态度？他们的态度难以一概而论。就北大左派学生而言，他们在1948年五六月间对此事并不热心。一个原因是他们那时正忙于“反美扶日”运动，无暇为东北学生“发声”。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东北流亡学生“思想落后，对美国政府抱相当大的幻想，这和他们的家庭出身与成分是有相当的关联的。许多同学，因为家中是地主阶级，家庭利益受损，因此怀恨共产党”。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有的左派学生甚至心想：“他们何苦要跑出来呢？还不是一样的”，对于东北学生选择与国民党军队同进退深为不满。

　　事实上，北大左派的这种思想也非毫无来由。抗战胜利初期，东北学生耳闻目睹苏军在东北的一些行径，由对苏军的恶感渐发展为对中共的误解，这是他们在东北即将解放时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

　　中正大学学生余英时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在中正大学，由于东北籍同学对苏联军队的暴行深恶痛绝，左倾的风气没有机会发展。”

　　因此，这些学生来平途中路经解放区时，虽受到当地干部的热情接待，但他们仍“存有一些惧怕心理，以为他们是假仁假义的，因此，当政治指导员和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能留下来工作，他们大都谢绝了”，仍笃定前往北平和天津。由于以上诸种因素，北大左派对东北流平学生印象不佳，“把他们看做反动分子，心想让他们尝尝国民党的苦头，同时，对他们还存在戒备之心，怕他们到学校里来借读，捣毁我们的民主阵营”，迄至七月初一直未给予东北流平学生以声援和实际帮助。

　　与此相反，北大右派壁报“独立评论前锋”却响应北平师范学院生活学习社的行动，在民主墙上写壁报报导东北学生的艰难境况，唤起大家的注意，并发起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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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已到平之东北学生，不论公私立学校，凡有确实学籍及身份证明者，请傅总司令予以严格训练。在训练期间予以士兵待遇，并切实考查其身份、背景、学历等项。确有学籍及思想纯正之学生，暂时按其程度分发东北临大或各大中学校借读，俟东北稳定时，仍令回籍读书；其身份不明，思想背谬者，予以管训；不合格者，即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期满退伍”。

　　此外，该议案还电请“中央”将东北各公立学校的经费和学生公费交给傅作义统筹发放。

　　这个议案包含的将学生“拨入军队”和剥夺学生公费两项都直接威胁了东北流亡学生的切身利益。消息迅速传开了，7月5日，怒不可遏的东北学生们自发结队前往议案发起者——北平市参议会请愿，不但捣毁房屋门窗，还把参议会的牌匾摘下来，改写成“北平市土豪劣绅大会”。至此，学生们仍不解气，又先后去副总统李宗仁家和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家请愿。许惠东避而不见，北平市当局却调来大批警察和青年军二○八师封锁道路，当晚即发生军警打死数名东北学生的惨案，史称“七五”事件。

　　“七五”事件发生后，华北学联反应迅速，先是成立“华北学生抗议‘七五’血案后援会”，并以此机构召集北平各大学地下党开会讨论。华北学联认为，“为了团结8000东北同学，客观环境虽然困难，但我们就是付出一些代价也是有价值的”，先是在7月6日和7日发动同学慰问东北同学，捐款捐面，随后决定9日向李宗仁请愿。

　　7月9日早晨，包括东北流亡学生和北平各校大学生在内的总计1万多人的请愿队伍来到李宗仁的住宅，主要诉求是“严惩凶手傅作义”、赔偿一切损失及成立临大、临中收容东北学生。

　　北平市警察局为防止西郊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入城请愿，于当天早晨8时半关闭西直门城门。此前已有100多名清华和燕京学生顺利入城，10时多出发的第二批学生200多人受阻于西直门，遂在城外月墙处就地表演抨击傅作义的街头剧。

　　直至下午6时半，这批学生仍徘徊于西直门附近，试图进城，遭到“民众自卫队”和郊六分局警察的袭击，其所乘的校车玻璃被捣毁，清华学生7人被打伤。

　　与此同时，李宗仁对请愿队伍说：“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呢？我对此次惨案事前一点也不知道，也没有接到任何的报告。”

　　李虽强调自己有职无权，但对学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并强调必须追究“七五”事件的凶手，还建议成立由各方人士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当请愿学生反映一部分清华和燕京学生被困在西直门外时，李宗仁拒绝再接见学生，只叫人传话说：“城外二三百人还来做什么，你们这样态度是不应该的。”

　　其实，7月11日中共中央城工部在答复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6月15日的信中已明确提出“反对不顾周围环境地想搞大的轰轰烈烈运动的倾向”。6月中上旬，华北学联两次开会讨论暑期工作，认为一学期以来先后发生的反迫害运动、反美扶日运动使同学们较为疲劳，暑期又将有许多人南下返家，留校人数较少，故决定将暑期工作重心放在校内，减少校际活动，不搞大运动。

　　因此，他们起初并未积极涉入东北流亡学生的请愿。但“七五”事件及惨案的发生均带有偶然性，“七九”请愿又是对“七五”的回应，因此也就违背了中共地下党“不搞大运动”的预先计划。

　　并未参加“七九”请愿的北大学生罗荣渠冷静地观察着事情的走向，在7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一个运动开展，有时是骑虎难下、欲止不能的。”

　　“七九”请愿后，学生与当局间的相互敌视持续发展，学生举行了数次请愿和向社会募捐行动，当局也针锋相对地从7月12日起派军警及“人民服务队”包围北大、清华、燕京等校，使学生不能自由进出，也就不能上街游行。

　　一位清华学生对罗荣渠说，清华附近的老百姓每家都要出人参加人民服务队，不来的罚小米面10斤，参加者则可打进清华新南院的教授住宅区抢粮食，并把守清华园，来往的行人只要是清华学生即饱以粗拳，以达到震慑效果。

　　7月31日，由于逞凶的要求一直未能落实，东北华北学生决定组成南下请愿团，到南京和上海请愿，再次重申此前的数项要求。

　　南下请愿团不及北返，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即于8月12日带着“职业学生名单”来到北平预备抓捕学生。

　　“7月的事件还没有结束，而‘八一九’的大迫害接着到来。这大迫害，当然是有计划的全国性的大阴谋，有其长远的基因，但7月事件也不能不是迫使其加速拿出最后手段的原因之一。”

　　罗荣渠在7月9日请愿当天的日记中说：“今天的游行不啻是威武不屈的公然反抗，很容易使统治者感到难堪而恼羞成怒。”

　　“七五”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决定对学生运动强力镇压，陈雪屏来平逮捕学生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化。8月12日，陈雪屏抵达北平当天，北大校长胡适、秘书长郑天挺即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一道访陈，劝陈勿对学生动手。

　　13日，胡适、梅贻琦又与北平军政负责人傅作义、陈继承等会晤，仍旧试图劝止，未果。

　　“雪屏来，已细商两次，适、琦以为此事万不得已，或可由正规法院执行，若用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使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深盼政府郑重考虑，并乞务专呈总统为感。”

　　由于国民党当局下决心要强力镇压学生运动，胡适等人的多方奔走并无结果，最后胡适只坚持一点，即“不能允许军警入校搜查”。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华北的官报《华北日报》也在积极造势。8月17日，该报刊发《要求安定的读书机会》一文，称从1946年12月至1948年6月，全国各地共发生学潮109次，波及18个重要城市，消耗的求学时间达506日，并强调这些学潮90%“均为匪谍职业学生之一手造成”。

　　北大学生自治会嗅到了镇压的气息，“具有学运事件‘候鸟’之称”的陈雪屏抵平不久，“一向对他不大客气的北大学生，在八月十七日写给了他一封诚恳而又极其恭维的信。在那封信里，学生们除了说一些请他解决流亡来平学生的各项问题之外，末尾一再请求要求看他”。

　　但陈雪屏此次行踪隐蔽，北大学生起初以为陈住北京饭店，却发现旅客名单里并无陈的名字，继而听说陈化名李某人住，后来又听说陈住在郑天挺家。显然，这位负有“任务”在身的前训导长在有意回避北大学生。考虑到陈雪屏与郑天挺的交情，其选择住在郑家也合情合理。

　　“我是一只纸老虎，你们要想在我这里求得保障，简直是做梦。七九请愿的责任，地方当局是要追究的，据当局说：七九游行所散传单上有北大自治会的图章，所以这个责任你们是要负的。”

　　“平时我劝你们，你们不听。我劝地方当局，地方当局也不理，现在叫我有什么办法？关于迫害的消息，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向当局查一查。”

　　校秘书长郑天挺对学生代表说：“这件事学校一定帮忙。”又说：“学校的立场希望同学出庭，私人立场希望同学躲一下。”

　　可见，作为师长与学校领导，胡适等人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两难——既要保护学生，又要敷衍当局，结果只能一面竭尽全力向各方疏通，坚决阻止军警入校，一面劝诫学生略为收敛，宣布停止“职业学生名单”上的学生的学籍，实则就是放学生走。

　　8月17日，行政院颁布通令，称“对于各校学生意图妨碍戡乱，而罢课游行，聚众请愿，扰乱治安，或文字鼓动，或口头煽惑，为匪宣传迫害秩序者，应切实禁止，制止，或解散，其重要之现行犯，应捕送特种刑事法庭，依法处理”，可谓“磨刀霍霍”。

　　8月19日清晨，北平军警包围北大，同时送达“潜伏在各院校之中共职业学生名单”，即第一批名单，北大有71人。其中，43人属于“情节重大且有逃亡之虞者，并依法签发拘票，迳予拘提”，因拘提无着，21日被当局宣布通缉。除此之外，第一批名单尚余28人属“传讯”性质，案情略轻。8月20日，当局将北大的第二批“职业学生名单”送达校方，共22人。此22人与第一批的28人同属“传讯”性质。

　　“其中有两人查无其人，四十六人已于七月二十一日开除学籍，七人已离校南下，四人已毕业在外实习，二人已毕业，六人已由训导处派人偕同赴法庭报到，一人即将报到，二十五人不在宿舍。…尚未到案之学生，务必认清当前环境与自己及全校同学之前途于明日(23日)下午三时以前至训导处报到，由本校派员陪往刑庭，否则停止学籍。”

　　一、暑期返家；二、早在放暑假前已赴解放区；三、参加“七五”事件南下请愿团，尚未北归；四、正在参加华北局城工部所办的学运干部训练班；五、有15位榜上有名者仍滞留在北大沙滩区。

　　其余未入党者也多为加入民青、民联的积极分子，或在学生自治会担任理事等公开职务。因此，可以说这两批名单几乎全为北大左派学生。

　　在“八一九”之前到达解放区的学生，多为身份较暴露者，在国统区已不能安全容身，故于1948年上半年纷纷离开。例如，名列“被通缉”行列的北大大四学生罗毅军于1948年4月奔赴解放区，其时距离毕业只有两个月。

　　时为金陵大学学生的历史学家章开沅是党外积极分子，因在学校组织了以“中国往何处去”为题的辩论会而被当局盯上，也只好去解放区。

　　此外，还有少数上榜者于7月底参加了南下请愿团。8月19日，他们正在南京向各界报告“七五”事件的经过，得知自己上榜后即逃往乡下，后来辗转去了解放区。

　　此时华北局城工部正在泊头镇举办学运骨干训练班，参与受训的平津地区大学生共71人，其中有17人上了“职业学生名单”。城工部考虑到另外尚有数位学生虽未列名但相当暴露，故决定在名单的与暴露的共24人统统留在城工部。其他尚未暴露的47名受训学员则返回学校。半年后北平解放，留在城工部的人随军接管北平，成为后来北平市委的主要人马。

　　除了这些不在校的人，尚有15位上榜者仍滞留北大沙滩区，大多属于第二批名单，即自治会的理事们。

　　“读报才知昨天第二次所发出的拘票共七十余人，北大有王金涛、颜琳、袁洪泽等，我看大抵全是理事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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