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政府（旧址）雄伟庄严，南门有一对石狮子，北面有俯览晋阳的梅山钟楼，曾经是民国时期的督军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管会。

　　与妻子、孩子故地重游。背景为晋商博物院（太原市府东街101号，原山西省政府所在地）

　　1983年，我做梦也想不到在山西省政府红墙内会有我的办公室；更没有想到，在我“留美梦”（1981-1983夏在纽约州立大学物理系研修）尚未做完之时，1983年春收到国内通报：我将出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当年6月，在省政府梅山会议厅召开大会，宣布教育厅一正两副一顾问的领导班子，由我出任厅长。会上，我参照司马迁的“或重或轻”的名言，阐述了我对这顶“乌纱帽”的看法：如果视为个人名利，那就轻如鸿毛；如果当作人民嘱托，那就重于泰山，为此，我将竭尽全力。

　　就此我在红墙内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且是教育厅最大最好的一间（2号楼2层，约50平米）。那时厅内用房紧张，处于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我决定搬到最小最差的办公室（位于2号楼1层，约12平米）。原有的大办公室留给一个处的五六人办公。

　　我的办公室简单朴素——1张办公桌，1把转椅，2个书柜，1张长沙发，1张单人木板床。

　　办公桌玻璃板下有两幅字：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曹操《龟虽寿》（抽屉里还放着一幅我的习作）。墙上挂着徐悲鸿的《奔马》（印刷品）。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我精神追求的外化。

　　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我运筹、率领全厅实施了山西高教改革发展的四项战略任务，有效地改变着山西高校的“四无”（无院士，无博士点，无重点大学、无重点学科）状况。

　　1984年春，我陪同省委副书记王克文看望山西大学靳极苍、杨秀珍夫妇，前者是古典文学名教授，后者是名画家（齐白石的女弟子）。

　　回程路上，王克文伤感地说：“想不到两位老教授住的是两间旧平房！你们赶快给政府打报告，盖教师宿舍。”教育厅很快写出关于省属五所高校修建教师宿舍楼的请示报告，总预算2080万元，简称“2080工程”。

　　1985年，一年内紧锣密鼓地为山大和工农医师五所高校建成46幢宿舍楼，建筑面积10万8千平方米，超过前25年五校宿舍建筑面积的总和。中央电视台对此作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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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用世界银行贷款和省政府配套资金，把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建设成为两个科学技术中心；

　　1984年，教育厅关于设立省筹资金大量派出留学人员的请示报告，经省政府批准，每年拨款150万美元，作为山西省留学基金派遣留学人员，大多数回省工作，成为院士、校长、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和教学科研骨干。

　　1984年我同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Lynne Belaief 博士共同发起中美教育交流会。

　　从1985年开始，由我省高校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下属20所院校，25万学生，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举办，每两年一次，轮流在太原和纽约举行，共12次。

　　2024年秋，与妻子、儿子故地重游，回忆晋阳岁月。回家后翻阅《晋府揽胜》等资料，得知红墙内的2号楼、3号楼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军管会所在地，那时徐向前、胡耀邦分别为主任、副主任。作为晚辈能同先哲在不同的时间、“相遇”在相同的空间，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