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唐代诗人王维的这首古诗表达了游子离家日久，不免怀乡思亲，遇到故乡来人，迫不及待地打听家乡的人情世态的心情。

　　正当我们上海市区知青来到边疆一年之时，兵团又在上海郊区招收了一批知青，充实到各个基层连队。1971年5月，上海川沙县的一批知青三十多人来到了我们九连。1971年5月20日，他们从上海出发，5月31日下午才到达连队，路上竟然走了十二天(其中在昆明休整了两天)。他们的到来，给我们连队补充了劳动力，大大增强了连队的战斗力，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上海近期发生的各类消息。自1970年离别故乡后，能在遥远的西南边疆从上海老乡的口中得知一些上海的新闻(实际上已属旧闻)，颇感欣慰。

　　分配到我们九连的这三十多个上海老乡中，女生15人，男生22人，均来自川沙县龚路和蔡路公社的各个大队、生产队。他们全都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有一部分还是尚未毕业的在校初中学生，年龄小的只有十六、七岁，稍大一点的也只有二十来岁。年龄大的这部分男女青年中，有的已经在当地从事了农业生产劳动或在大队、生产队负责管理工作。

　　“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手抱蜜多萝，摔一跤会抓起一把花生，不小心一屁股坐到地上要压死三棵草药”。川沙老乡就是听了兵团招兵干部的甜言蜜语，经不起美好的诱惑，才积极报名，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队伍中来的。况且，生产建设兵团实行的是工资制，每月28元的薪金，在七十年代初期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特别是对于农村青年来说，这可算是吃“公粮”了。

　　我们连队的老排长段家荣还受团部领导的派遣，专程到上海去接兵。川沙知青到达勐腊的那天下午，解放牌卡车将分配到三营的所有人集中运送到了勐腊飞机场(实际上是一条宽畅笔直、约 2000 米长的战备公路)那边的三营四连路口。连队指导员亲自到路口迎接，并带领他们坐拖拉机来我们九连。当拖拉机冒着浓烟、“突突突”地开进咱们连队的时候，连长带领着大家敲锣打鼓，隆重欢迎，甚是热闹。我们上海市区的知青得知又有老乡来了，更是翘首以待，恭候光临。1970年，上海卢湾区和徐汇区来的两批知青总共才二十来人，这次来的川沙知青，阵容强大，人数众多，而且都是干农活的精兵强将。连队领导对他们寄予厚望，以期在今后的橡胶事业上能发挥生力军作用。 连队早就为他们安排好了宿舍。在各班班长的带领下，他们提着行李，兴高采烈地走向自己的宿舍。我们上海市区的知青们也分头帮他们做一些宿舍内的事务，整理床铺、吊挂蚊帐等。也许是出于农村的生活习惯，入住后，部分女生端着从上海带来的搪瓷脸盆和毛巾肥皂，在伙房不远处的鱼塘边就漱洗开了。那个时候，连队的这口鱼塘里还养着很多鱼呢。虽然鱼塘里水草丛生，但水质很干净，清澈见底，因为鱼塘里的水是从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

　　男知青们有的在连队里溜达，熟悉环境；有的主动找我们上海市区的知青攀谈、拉家常，抽烟的男知青还不停地递过来上海的大前门香烟。离开上海一年多了，如今在千里之外的云南边疆，能抽到家乡的大前门香烟，心情特别激动。在祖国西南边疆的红土地上，老乡见老乡，没有两眼泪汪汪，而是“久早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觉。随着大前门香烟的阵阵烟雾，蜿蜒飘散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我们思念故乡的心，也飞向了黄浦江畔。

　　发源于勐腊县境内勐伴镇象滚塘后山和大青树梁子之间的南腊河，由东北向南蜿蜒地流经于勐腊县的勐伴、瑶区、勐腊、尚勇、勐捧、关累等六个行政乡镇，于勐捧镇折向西，进入关累境内，在中、老、缅三国交界的南腊河口处汇入澜沧江，全长186公里。澜沧江的下游是湄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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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我们连队旁边的那条战备公路，往勐捧方向行走两公里，翻过一个小山岗，就到了南腊河畔。在南腊河与战备公路之间有一片洼地，是我们九连的苗圃地，约二十多亩，是专门用于培育橡胶苗的。1971年11月的一天，下午五点左右，劳作了一天的知青们开始陆续收工回家。这个时候，六班的川沙知青龚建发活蹦乱跳地从后面突然冲到队伍的最前面，在苗圃地的出口处，没有仔细观察公路两边有无过往车辆，就直接横穿了公路。此时，正好有一辆解放牌军车，从勐棒往勐腊方向急驰而来。尽管驾驶员采取了紧急制动，但急速行驶的惯性，使军车正面冲向了龚建发……。一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在了南疆的土地上。可怜的龚建发，未满十七岁，到边疆才半年，就这样惨死在车轮底下，长眠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

　　龚建发的父母远在上海川沙农村，且无文化，亦从未出过远门。兵团领导怕他们二老万一在路上有什么不测，不好向上海知青办交待，考虑再三，通知了他远在新疆的哥哥。他哥哥龚根发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勐腊，处理弟弟的后事。后事处理得很顺利，龚建发得到了妥善的安葬。那年月，新疆的生活非常艰苦，相比之下，云南的生活要好的多。于是，龚根发要求组织上将他们夫妇俩调来我们九连，继续知青的生涯，得到了批准。龚根发夫妇来到连队后，1976年年底还喜得贵子。1979年初，云南知青大返城时，他们一家随着知青返城的洪流，回到了故乡上海。

　　1971年5月和7月，随着上海郊区和重庆两批知青的相继到来，连队里的青年人多了，也热闹多了。朝夕相处的知青们除了一起荷锄下地、上山劳作，其余时间不是扎堆吹牛聊天，就是三五成群地漫步在南腊河畔，或是游荡在战备公路上，百无聊赖。为了管理好知青们的工作学习，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在1971年的秋天，由连队指导员组织发动，成立了文艺小分队。文艺小分队由昆明、上海和重庆等地知青共二十多人组成，其中川沙老乡中有顾风娣、顾惠琴、孙锦英、孙兰珍和石家祥等。文艺小分队利用业务时间，在文化活动室里唱歌跳舞、演奏乐器、自编自导戏剧小品等。他们不定期地在连队里公演，每次演出，都博得全连官兵和老职工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文艺小分队还经常到营部去汇报演出，并得到营部的表彰和嘉奖。顾风娣是文艺小分队的骨干，能歌善舞，又长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每次到营部演出，都得到营部首长的赞赏和表扬。文艺小分队于1974年兵团撤销建制后解散。

　　据史料记载，至1972年年底，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战士、职工共计18.7万余人，总人口达29.6万人(包括原农场9万余人)。累计接收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和昆明的知识青年共计 11万人，其中上海市区知青2.76万人，上海郊区青年农民2万余人。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当年家喻户晓的口号。为了大力发展橡胶事业，扩大种植面积，1971年至1974年间，每当旱季，团部都会下达百日大会战的命令和任务。各营各连，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目标和计划。我们三营最主要的任务是，上山砍坝、烧荒、开梯田、挖坑穴、种植橡胶。所谓烧荒，就是将山上成片的热带雨林砍伐掉，暴晒数日，然后点火烧山，再清理残枝，让山坡露出土壤。接着就开垦梯田，在梯田上挖穴(种橡胶的坑洞)，将胶苗从苗圃地移植到坑洞里。

　　川沙老乡的到来，给连队的生产工作带来了强大的劳动力。在“百日大会战”中，他们中的石家祥、黄新德、黄敬希、徐国良、秦晓由、秦忠德、张洪国、张惠国、顾志良、陆协根、孙建民、顾建国、孙金根、徐竟良、顾忠良、秦晓弓、朱金彪、赵志江、周国才、秦金松、马静奇等男知青，个个生龙活虎，干劲冲天，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成绩名列前茅；顾风娣、孙锦英、沈云娣、黄福宝、季红芳、顾玉玲、姜红瑞、孙月英、张义新、秦金华、孙兰珍、黄金凤、陈忆云、徐佩珠、龚桂珍等女知青们，更是“巾帼不让须眉，红颜更胜儿郎”，个个似女中豪杰，“不爱红装爱武装，一把锄头肩上扛，不怕烈日与酷暑，暴风骤雨照样上”。在“百日会战”的一次挖梯田比赛中，顾风娣与顾志良搭档为一组，夺得了全营第一名的桂冠，受到营部的表彰。在川沙老乡中，石家祥、季红芳、陈忆云等先后担任了领导职务，徐竟良担任了连队的司务长。

　　在1973年7至8月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管理工作中，暴露出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如现役军人捆绑吊打知青、奸污女知青等，受到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并由中央派出调查组进行了查处。1974年6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9月6日，昆明军区正式发出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命令。同年10月13日，云南省委发出成立省农星总局的通知；10月28日，在思茅(现改为云南省普洱市)成立了云南省农垦总局。

　　兵团改为农场后，我们的身份由原来的兵团战士，一夜之间变成了农场职工。但“换汤不换药”，工作照旧、生活照旧。不同的是，管理不像过去现役军人在的时候那样严格了。“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尾巴”开始在连队里蔓延。开荒种地、喂养鸡鸭的多了起来；上山伐木、搭建房舍、制作家具的也不在少数。

　　兵团改制为农场后，连队小学校就合并到三分场了。小学校撤走后，留下了很大的一片荒地。于是乎，川沙老乡们就充分发挥了他们在农村生活的精明才干。圈地、除草、开荒、锄地。从山上砍来竹子，围栏种菜，开启了大搞副业的农业模式。每天下午连队收工后，季红芳、陈忆云、秦金华、孙锦英、沈云娣、龚桂珍和黄福宝等川沙老乡，扛起锄头，挑上水桶、粪桶，就去搞他们的自留地了，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公共厕所里的有机肥，几度被他们轮流掏空。

　　从我们连队的二号橡胶林地，再往山里深处走，就是原生态的热带雨林了。雨林里各种参天大树，数不胜数，遮天蔽日。那个时候，这些热带雨林还未被划为自然保护区，无人管理，私自上山随意砍伐者，比比皆是。川沙老乡在老职工的影响下，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提着砍刀、扛着板斧、背上水壶、带上干粮，也加入到伐木的行列中去了。石家祥、徐国良、黄新德、黄敬希、秦忠德、顾志良、顾忠良、朱金彪、赵志江等川沙老乡，或结伴或独行，深入到雨林里，挑选自己心仪的树木，砍伐后就地锯割成木材，拖下山扛回家。这些宝贵的木材，有的用于搭建厨房，有的用于制作各式橱柜、桌椅板凳、箱子等家具，这些家具都散发出原木的芳香。

　　1976年前后，我在川沙老乡徐国良的帮助下，也深入雨林，砍伐了一棵树围约160公分左右的樟树。就地锯成板材后，拖下山扛回了农场。用这些樟树木板，徐国良帮我做了一只樟木箱和两只方板凳。1979 年知青大返城时，那只樟木箱和两只板凳，托运到了重庆。

　　西双版纳有着丰富多样的热带水果，我队旁的南腊河对岸就有很大的一片种植园，里面是傣族人种的香蕉、甘蔗、菠萝等。守园的傣族老波涛(大爷)见有汉族知青到来，总是热情好客地示意我们坐下，并端出成熟的香蕉让我们随意品尝。近水楼台先得月。川沙老乡们经常趟水过河(早季的南腊河，水浅处仅及膝盖)，从种植园里大捆大捆地背水果回来，慢慢享用。虽然水果极其便宜，但不能当饭当菜吃啊。肚子里缺少油水，吃再多都无济于事。兵团改制为农场后，不养猪了。想吃肉，怎么办?到勐腊县城去买，不一定买得到；到部队小卖部去买罐头，也不一定能如愿；从家乡邮寄，更不方便，况且那时上海也是凭票供应的。

　　从连队往勐捧方向走四公里后，拐进一片从林，在从林里翻过几道山岗再经过几条山沟，就到了盲流寨。这些盲流都是从墨江逃荒来到西双版纳、在深山老林里安营扎寨的，约有七八户人家。他们开垦农田和坡地，种植包谷和旱稻，栽培木薯和红薯，喂养鸡和鸭，饲养生猪和牛羊，过着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户口。他们经常背着干笋木耳菌菇等山货和鸡蛋鸭蛋等农副产品到勐腊县城去兜售，换成钱来购买盐巴、煤油、电池和农具。他们去县城要经过我们连队，故我们可以“先下手为强”。

　　记得1976年9月间的一天下午，川沙老乡黄新德和我，还有湖南老职工李一汉，我们三人走了一个下午，傍晚时分到了那个盲流寨子，不是去查访，也不是去做客，干吗呢?去买猪。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头约 90斤重的生猪。为了便于扛回农场，就在盲流寨将猪宰杀了。将猪儿的四只脚捆绑在一根竹杆上，黄新德和李一汉两人负责扛猪，我提马灯打电筒，照亮回家的路。当我们原路返回到农场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顾不上饥饿和劳累，立马在李一汉家的厨房里烧开水、烫猪毛、开膛破肚、去内脏、分割猪肉。李一汉老工人不愧为杀猪高手，不到半个时辰，这头猪就被大卸八块，可以上餐桌了。猪的出肉率一般是60%-65%，我们买的这头猪出肉55斤左右。这些猪肉怎么分配，在这里就不细述了，但可以告知的是，猪心猪肝猪肚等猪杂碎，我们仨在李一汉家吃了整整三天。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知青们的艰苦岁月，在1979年的初春，被划上了句号。在这些川沙老乡中，徐竟良和马静奇先后于1973年8月和1974年8月因上学离开了连队；孙金根于1973年11月当兵去了部队；陈忆云嫁给了军人，于1974年去了广西；有两人长眠在了云南边疆的红土地上。他们中间，有10对知青在边疆喜结良缘，佳偶天成，占九连川沙老乡的54%。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除了顾忠良留守在原九连、黄金凤嫁给昆明知青去了春城外，其余的30人均回到了故乡上海川沙。回沪后，其中的5人因病相继去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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