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大学的校址建在原化工学校。1960年 9月，第一批学生走入工大校门，一进校门，学校的“全景”尽收眼底：一栋教学楼（即现在的第一教学楼），一座上面是礼堂，下面是食堂的二层楼，还有四栋红砖楼（即现在的1号、2号、3号、4号学生宿舍楼）。校园里还是一个大工地，到处在挖沟、埋管。

　　条件的艰苦还不只是这些。那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财政紧张，新建的学校更是经费不足，刚刚成立的工大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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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3号、4号宿舍楼尚未全部完工，学校的办公室、图书馆、学生和老师宿舍几乎都挤在1号、2号两座学生宿舍楼里，由于地方有限，甚至宿舍楼的中厅和楼道也变成了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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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份还不能正常供暖，师生们穿着棉大衣在教室上课，很多归侨学生因为不习惯寒冷的气候而生了冻疮。

　　食堂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大家或站或蹲围在一起吃饭艰苦的条件没有压倒广大师生，创业的工大人知难而上，激流勇进，带着和学校共同成长以及建设新工大的愿望，以饱满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教学和校园建设当中。在工作和学习之余，几乎所有的师生都参加建校劳动，清除新建楼内地面泥土和楼内外垃圾、积土；搬掉楼与楼之间的几座 “大山”，平整场地；开展植树运动，发动全体教工步行去大郊亭苗圃扛树苗，挖坑植树，现在学校北区的大树，都是那时栽的。

　　办好一所大学，千头万绪，首先要打好各方面的基础。工大是新建学校，师生的干劲足，曾提出过赶超清华的口号。同时，个别师生认为学校的牌子不亮，思想波动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党委提出从加强校风建设入手，扭转旧观念。第一任校长李晨同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深情回忆了建校之初工大确立校风的情景：“当时，学校党委在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决定，从树立优良校风入手，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学校建设。因此，提出工大的校风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首都建设服务，这三个服务实际上为一个方向，就是为人民服务。四项作风包括刻苦钻研，力争上游；实事求是，谦虚踏实；团结互助，严肃活泼；勤俭朴素，热爱劳动。我们要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来要求工作，用工人的话说就是要踮着脚，够得着。”

　　1961年4月，校党委书记、校长李晨同志向全校师生作了关于校风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当时学校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震撼作用。

　　当年工大没有教职工宿舍，但以校为家却是工大教师的常态。老校长李晨带头住在学校，他经常端着饭碗与学生们一起在食堂站着吃饭。傍晚，又和师生们在操场上肩并肩边走边聊。几乎所有年轻的单身教职工都住在学校，晚上他们和学生们一样在灯下苦读、备课，为三年教学过关努力拼搏；即使有家的教职工也常常抛下家室，为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而住在学校。

　　在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下，在“一个方向、四项作风”的校风建设中，在困难重重的建校实践中，艰苦奋斗、知难而上的精神已在师生员工中蔚然成风。

　　建校初期，学校教职工人员不足，许多老师都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机电学院的刘保鑫老师至今难忘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工大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筹建电工学实验室并开出实验课。

　　当时的电工学实验室实际上只是个空屋子，一些简单的仪表放在那里，不要说实验台，连张像样的桌子也没有。刘保鑫老师和实验室的同志们只能一切从零开始。要开实验课首先得有放仪器仪表的地方，可是当时国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木器厂都在停工待料，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实验桌。后来通过学校后勤部门的努力，搞到了十几个单人床板，这些床板在实验室老师手里来了个“大变脸”。他们用黄土把捡来的砖头砌成一个个一米多高的小立柱，再把床板往上一放，就成了一个“实验台”，就这样实验课按时开了出来。每当谈起这段经历，刘老师便戏称这是“欲开实验课，先当泥瓦匠”。有的老师甚至还当过 “锅炉工”。学校冬天供暖缺少锅炉工，甘永平老师因为学过锅炉就被抽调去烧锅炉，那是一台手工加煤出灰的炉子，是重体力活，而甘老师毫无怨言地干了一个冬天在这些老师身上，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这就是被李晨老校长誉为工大“传家宝”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李晨校长说，校风无形，摸不着，但它会产生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一旦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就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的确，正是有了工大人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的精神，正是有了创业者迎难而上、激流勇进的勇气，正是有了师生乐观向上、团结一致的信念，在国家经济面临困难的时期里，工大的建设才有了很大的发展。

　　1961年至1965年间，北工大先后完成了3号、4号楼的建设，随后又相继进行了教工食堂、南实验楼、工程结构实验室、垂杨柳15号、30号教工住宅楼的建设。截至1965年底，共完成基建面积7.2万平方米，基本保证了教学、科研和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