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末，位于印尼万隆的百氏祠里都热闹非凡，华人来这里下中国象棋、弹奏中国乐器、写书法、唱山歌……这里是万隆华人的家，乡亲们在这里互诉乡情。

　　百氏祠供奉的华人祖宗牌位有整整100座，每年举行春秋两祭，万隆各姓氏宗亲会都会在此举办祭祖活动，它已成为“摒弃门户之见，超越地域宗亲，代表最广泛华人利益”的典范。

　　百氏祠的建立，与一位梅州籍的印尼爱国华侨有关，他就是李湘生。1976年，在众多华人乡亲的支持下，他创建了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和“华人之家”，在此基础上发展建成了印尼万隆华人的心灵家园——百氏祠。

　　李湘生身体力行为华人做贡献，深深影响了他的家人。2011年，李湘生的儿子李振健筹建了华人历史纪念馆，因而被称为“印尼华人历史的记录者”。“我希望以此促进华人的和谐团结，也让印尼及其他民族的人了解华人对印尼社会的贡献”，李振健说。

　　1984年6月21日，68岁的华人侨领李湘生与世长辞，认识他的人无不深感悲痛。在他的葬礼上，吊唁者络绎不绝，出殡当天，万隆警方派出警车开道，印尼当地的主流媒体连续发表文章评价其对社会所作的贡献。

　　“李湘生的一辈子，为印尼当地的经济、政治作出了杰出贡献，勇敢维护了当地的华人权益。”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锐说。

　　1917年11月25日，李湘生出生于梅县区丙村镇郑均村，这是一个群山环绕、稻田成片的客家小山村。他幼时开蒙于村里的崇本学堂，后跟随父亲到白宫圩镇求学，但父亲不久便去世了，只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家庭横遭变故，但李湘生的母亲排除万难还是将他送回了学堂，他在白宫公学、丙村中学都曾就读过。中学毕业后，他弃笔从戎，奋不顾身投入了抗战，不到半年就被提拔为少尉文书。

　　1938年，他辞去军职，跟随水客下南洋来到印尼万隆，从米店的职员做起，1940年开起了杂货店，随后办起永兴染织厂，接着开设永德士一厂（原永兴染织厂）、永德士分厂、永德士三厂、军靴厂，一举成为当地大纺织企业之一。

　　事业有成后的李湘生放下手中的一大部分业务，全身心投入企业与社团事务。他领衔创办渤良安社团，率众华人乡亲投身慈善公益，先后捐资创办殡仪馆、诊疗所、骨灰亭及总义祠等，服务广大侨胞。并积极支持地方警署，免费提供保安人员（SATPAM）训练场地及建筑。

　　“我的父亲主张兴建殡仪馆、诊疗所、总义祠等，为当地华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讲华语，能够较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场所，这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我从心底里佩服他。”李振健说。

　　当李湘生被推举连续担任第三届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主席之后，人们都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实际上已进入到最后阶段。

　　幸运的是，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在第三、四届主席吴世友，第五、六届主席陈富声，第七届主席梁拔秀，第八、九届主席李冠汉，第十、十一、十二届主席李振健等的主持下会务活动更加丰富，场馆设施不断扩建，社团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李湘生的妻子梁杞缘也是梅县人，她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客家妇女，为他生儿育女，并全心全意支持丈夫的事业。李湘生和梁杞缘这对恩爱伉俪，一共养育了五男四女九位儿女。

　　早年在中国参加过抗战的李湘生对祖国同胞积贫积弱的印象非常深刻，希望下一代能够改变这一切，便以“强健国民”四个字，分别为前四个儿子取名：振强、振健、振国、振民。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客家人都秉承“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李湘生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20世纪50年代起，李湘生在外面开工厂，每天早出晚归，家里的事情就全部由梁杞缘打理，奋斗十年事业有成，孩子们也接受了良好教育，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

　　“我们兄弟姐妹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但只要见了面，都有说不完的话，彼此亲密无间。”李振健说，父亲在世时，总是喜欢在纸条上写上几句中国传统格言，传授给孩子们激励他们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在李振健的家里，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写下的纸条，其中一张写着这样十个字：兄弟如手足，做事要商量。

　　在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眼里，李家这五兄弟，都遗传了父亲的领导能力和社交才干。

　　如今，李振健更是接了父亲的衣钵，在家族企业和公益事业上沿着父亲的脚步继续前行。其实，年轻时的李振健也未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接棒父亲的事业。

　　“年轻的时候我在加拿大，有自己的事业。但父亲的去世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李振健回想起父亲的葬礼，眼里泛着泪光，以前的他没能真切地感受到父亲所做的事情对印尼、对华人具有怎样的分量，“当我看到他们在父亲的葬礼上哭得跟我们一样伤心难过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并下定决心继续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2011年，在李振健的主导和推动下，印尼境内第一家以华人历史为主题的纪念馆在万隆正式建成开放。该纪念馆以中文和印尼文双语说明的展板，形象展示了在印尼历史长河中的华人成就与中华文化。

　　李振健表示，推动华人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印尼社会是他们基金会的宗旨，是华侨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道路，也是他的使命。

　　“如今来参观的印尼人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华人，通过展馆的内容，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华人对印尼社会作出的贡献。”李振健说。

　　在梅县区丙村镇，阡陌纵横的稻田里，有一条10公里的乡道，这是1982年李湘生回乡后出资修建的。

　　“这条路是叔公回乡探亲后发现乡亲们还没一条宽敞的道路出圩镇，寄来45万元捐助修建的，这条路是老家丙村郑均山方村通往白宫圩镇的山间公路。”李湘生的侄子李忠华说，这条路的打通为村民的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1983年，李湘生再次回乡，郑均山方村至白宫镇的乡道已经通车，李湘生非常高兴。与之前回来一样，他又准备了红包发给乡亲们，“在村里，叔公不仅出钱修路，还斥资修整了祖坟，重新翻修了他当年生活过的祖屋宅院，特别请人在院内新建了一层平房，房顶上面修建了一个大大的晒台，方便乡亲们用来晒谷子。”李忠华说。

　　当年听闻村里的乡亲没有加工厂碾米，需要肩挑着谷翻山越岭到较远的村，李湘生二话不说就在村里兴建了加工厂；听到乡亲用电困难，他慷慨出资为白宫九斗庄及丙村郑均村架设高低压电线；他还出资购买了果树苗，免费给乡亲种植，帮助乡亲增收致富……

　　一条小小的乡道，两代华侨出资修建。当年李湘生捐建的这条乡道，早期开通时是沙土路，2006年，李振健继承父志，再度捐款20万元，并邀其好友陈志明等人一起出资，在梅县区及丙村镇两级政府和交通部门的支持下，于2007年6月将其改建成水泥硬底化路面，大大改善了交通条件。

　　2017年10月21日，印尼万隆著名侨领李湘生纪念馆在丙村镇郑均村隆重揭幕，湘生伯儿子、万隆勃良安基金会主席李振健率印尼侨胞代表团及其家属专程回乡参加揭幕活动。 受访者供图

　　1983年从梅县返回万隆以后，李湘生仍念念不忘家乡的公益事业。此后，他又拿出12万港币，在他少年时就读过的梅县丙村中学、白宫小学和西阳中学等三所学校，分别设立了奖教奖学基金。

　　1993年，李湘生去世的第十个年头，李振健陪母亲回乡，参加白宫中学教师宿舍楼竣工剪彩仪式。“1992年，母亲听说父亲早年就读过的白宫中学缺少教师宿舍楼，于是慷慨捐款50万元人民币，为该校兴建了一座教师宿舍楼，并取名‘李湘生纪念楼’”，李振健说。

　　去年11月，李振健回到梅县，听闻李湘生纪念楼外墙比较破旧了，于是又出资翻新了。一栋不起眼的宿舍楼，一砖一瓦凝聚的却是一个家庭、两代华侨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倾注。

　　如今开学了，学生们在崭新的李湘生纪念楼旁边打篮球，也许他们并不了解李振健是谁，但“李湘生”这三个字会深深刻在他们的脑海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李湘生和梁杞缘夫妇传承了客家人的热情好客，很多人都知道当年万隆南区的华侨住家，没有谁比他们家更热情好客的了，以至于家里都变成了免费“旅馆”。

　　那时候，李湘生和梁杞缘夫妇的家里每天都少不了亲朋好友在此吃住。这些投奔李湘生的客人，有梅县老家到印尼谋生的新侨，也有从外埠来万隆办事做生意的熟人，时间短的，住一个晚上，明早便走，时间长的，一住数月，甚至两三年也很平常。

　　那时李家的住所不是很大，孩子又多，房间有限，孩子们卧室里全部是双层床、上下铺。由于往来的乡亲太多，大女儿惠珠回忆起小时候几乎从来没有自己单独睡过，天天都要和家里的客人挤在一张床上。

　　据当年有不少熟悉的邻里乡亲反映，有时免不了在官府那里遇到一些麻烦，或者因其他事情被查被扣，都是李湘生出面摆平，帮忙消灾，出力出钱，从不计较。

　　除了创办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李湘生为筹立万隆李氏宗亲会，捐助巨资，亲策亲为，筹建会所，联系宗亲，敦睦族谊，裨益匪浅。尤其对族中孤寡、贫寒子弟尽力照顾，建议给予互助金，惠及贫困，宗亲无不交口称誉。

　　客家人从中国广东、福建迁移至印尼的历史非常久远。据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侨名人故事录》记载，南宋末年，元军进占中原，南下福建、江西、广东，时为宋朝右丞相的文天祥（江西吉安人）在赣州、梅州等地征集义军，起兵勤王。1277年3月，文天祥率兵收复梅州后，梅州应征参加义军人数甚众，松口卓谋等名列义军之名册。1279年文天祥兵败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宋灭亡，卓谋与家乡10多位青年乘木筏由海上随季风漂流到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定居。此为有史料记载的梅州先民漂洋过海，南来印尼的最早纪录，距今已有740年历史。

　　“元灭南宋后，一大批梅州先民避居海外。”国学泰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祖籍梅县松口铜琶村，出生于潮州）在《潮州志·交通志》记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

　　据《蕉岭县志》（1992年出版）记载，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有一支由梅州先民组成的队伍，因在马来西亚上岸后迷路，便在吉兰丹牙拉顶深山定居，其中有一位是蕉岭县峰口乡孙姓人。据此推算，上述郑和下西洋在西加里曼丹三发等地建立三个停留站，留下的管理人员应有梅州客家人。

　　据《大埔县志》（1992年出版）载：明崇祯十三年（1640）大埔长治乡民江龙、大东乡民罗宏等人参加郑成功的抗清义军，随郑到台湾，兵败后，他们由台湾转至东南亚谋生。

　　明末清初许多闽粤一带的客家人选择远渡重洋，到婆罗洲以开采金矿为业。这些客家人，当时以今梅州、惠州、海陆丰出身者居多。到18世纪中叶，总数已发展到7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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