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采访的许多非洲劳工移民，尤其是在到达的头几个月，都对他们的移民决定感到后悔，如一名来自喀麦隆的男性移民所言:

　　我曾以为，一旦离开喀麦隆，所有的压力、糟糕的生活、艰难的处境、贫困以及我周围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但我来到这里后经历的却非常令人震惊。头两天我一直在想着回家。情况糟糕到我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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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喀麦隆人以及研究中其他几位非洲移民最大的遗憾是，他们本应在迪拜实现更好的生活，却离开了简朴的家园，最终却在这里生活在比在母国更糟糕的条件下。他们居住在“床位间”，这是阿联酋劳工移民最常见的住宿形式。这是一种共享住宿方式，房间或公寓内配备了多个(双层)床，类似于旅馆，居民们按占用床位付费，因此得名(见图3和4)。床位间公寓的平均入住人数在四人至二十人之间，公寓的大小也因处而异，其中一些公寓面积约为1×2米，另一些则约为4×5米(见也Elsheshtawy 2010)。在某些旅馆中，入住人数超过了可用的床位间数量。这意味着人们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或轮流睡觉，或共享床位。加纳一位男性移民Aban曾在迁居迪拜前在学校任教，他对在床位间的住宿经历描述如下:

　　真的很可怕......我在加纳教书的地方并不像阿克拉这样，是东部地区的一个小镇。住宿条件对我来说还可以，但我并不舒服。但当我来到迪拜时，我意识到，即使是我在加纳的住处，也比这里(迪拜)更好。

　　我问Aban以及所有后悔迁移决定的人，为何他们选择留下?为何不返回?他们的共同回答是，空手而归不是一个选项。他们留下来是因为有压力需要履行财务义务:偿还迁移成本的贷款，并向家人和密友寄钱，因为他们期待得到支持，相信迪拜有钱。对于Aban来说，他在到达时母亲给他的建议是，他应该坚强，生活最终会变好的。这对他意味着，如果他空手而归，母亲会不高兴。Aban不敢向母亲描绘他在迪拜面临的全部困难，因为他担心这会让母亲痛苦。相反，在第一个月后，他告诉母亲生活在变好，这并不是真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面对困难都避免与家乡的朋友和亲戚交谈，或者简单地淡化困难的严重性并假装事情比实际更好，这在非洲床位间移民中都很常见。隐瞒真相的含义是，亲戚和朋友继续要求经济帮助，从而增加了移民的焦虑和经济压力。

　　除了在迪拜留下并寄钱的压力之外，床位间移民还面临着“成功”的社会压力。这通常与劳动力市场的向上流动和/或显眼消费有关。在床位间居住、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时的移民月收入从1200 AED(303 EUR)到3000 AED(758 EUR)不等，而迪拉低价住宅区一室公寓的租金在3000 AED(758 EUR)到3500 AED(848 EUR)之间。工资与住房成本的不匹配表明，劳工移民无法负担最基本的住房标准，这也是他们住在床位间的主要原因，床位间每月租金约为500 AED(126 EUR)或1000 AED(252 EUR)，具体取决于是否在拥挤的旅馆中。在床位间社区中，正如我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所展示的那样，社会地位非常重要。高社会地位赢得尊重和权威。拥有高地位(感知或实际)的人在社区中备受喜爱。高社会地位通过奢侈消费和在人少的旅馆(通常称为行政床位间)居住来体现。即使在拥挤的旅馆中，人们也常常用帘子将一个房间分成两个生活区域:一个小而私密的生活区域，有一两张床;一个较大的区域，有几张双层床。行政床位间和普通床位间旅馆中的私人生活区域在社区中都与高地位相关。非洲移民通常认为床位间的生活是暂时的，因为他们希望在迪拜居住几年后通过经济阶梯向上移动，找到更好的住宿。与在迪拜经济上较为成功的非洲移民的访谈表明，其中一些人在迁移时曾住在床位间，后来搬到了旧迪拜更富裕住宅区的标准住房或新迪拜豪华公寓中，这表明他们在迪拜劳动力市场中向上流动(见Ngeh和Pelican 2018)。关于我们讨论的压力问题，继续在拥挤的床位间旅馆中生活超过两年的人被视为“失败者”。他们需要展示进步——以社会向上流动的形式——的压力增加，除非他们有其他成就可以展示，例如在母国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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