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7月彷佛是一个涅槃的季节：离开熟悉的校园，从此接受来自事业、爱情等方方面面的考验。

　　“租床公寓”，眼下在南京人气正旺，每张床一天15元左右，属于“条件尚好”的价格标准。

　　在新街口商圈里有不少这样“租床公寓”，有些还分布在一些高档公寓内。走进“房东”杨业（化名）开的一家“租床公寓”内，便能从中窥得一二：130平方米的房子被隔成4个房间，住进了26个男男女女，他们大多是刚毕业或正在上学的大学生；公寓内每个房间都有空调，男女生各有独立的卫生间，洗衣机、电冰箱、液晶电视、无线网络一个不少；租客间此前相互并不认识，但相处倒也融洽，一起坐在客厅看看《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是每晚常态。

　　“租一张床，睡觉、找工作。”租客们这样概括自己的“租床生活”。这群年轻男男女女就像是一群羽翼渐丰的“候鸟”，白天出门求职、工作，晚上回巢休息、充电，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杨业实际上也是二房东，在征得房主和物业同意前提下，开办了3家大学生求职公寓，都在新街口商圈附近。位于王府大街的这间，是今年7月刚“开业”的。杨业把公寓的广告一放上网，两周不到的时间，26张床位就被抢订一空。这早在杨业的意料之中，“暑假是旺季，”他说，这也是他赶着把房子在7月装修出来的原因，“找工作的、刚工作的、暑假实习的，都来我这儿。”

　　杨业每天奔波在3个公寓之间，简单打扫管理。在广告上，他称自己为“杨管家”。

　　杨业27岁，才从校园出来不久，在上海读书时，他也住过类似的租床公寓。一年半前下决心自己创业后，他便辞了工作，将大学生公寓作为事业的起点。他的公寓定位很明确只招在校生和大学生。他还应派出所的要求，让所有租客们都办理了暂住证。“大学生的素质放在那儿，人员背景单纯一些。”每次看到这些学生，杨业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刚刚进入社会，哪儿有钱租得起房子。”

　　杨业觉得，自己在赚钱同时，也算是帮了学生们一个忙，先让他们获得在大城市里安身立命机会，然后再朝着自己的理想一步步迈进。

　　社会学家邱建新认为，90后租床一族生存状态说明，大学生就业难以及收入偏低依然是老大难问题，“以前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生的收入也大众化，而城市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尤其是住和食，收入低房租高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必然会选择群租，来降低生活成本。”

　　农村文化生活单一，找不到好工作，所以越来越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在城市读完四年书后，无法再回到农村去。“90后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缩影。”邱建新说。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不仅应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控制物价，还应该大力修建保障房，“城市发展，需要尖端高层次人才，同样需要留住基础人才。多建保障房，加大供应公租房，可以帮助新就业人员等夹心层实现居者有其屋，减少乃至消除群租现象。”

　　阔别一年，我又再次踏入了“租床公寓”大门。看着熟悉的场景，想起了一年前的自己。

　　去年冬天，我拖着行李箱住进了新街口的一家“租床公寓”，开始了一种别样的集体生活：一百平方米的空间里住着20来人，每天早晚卫生间门口会排起洗漱的长队，大家各自磨合作息时间、生活习性，不分男女。这样一种体验是很奇妙的，大家无缘由地突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需要彼此尊重与信任，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工作方向甚至是未来发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走出公寓的大门，我们也许就彼此不认识了，但回到公寓里，大家又是熟识的室友。

　　也许有人会羞于谈起这种“租床”经历，觉得住得低廉是一种过错。可我觉得，当所有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步入城市洪流时，在经济和现实条件下找一个适宜的安身立命之所无可厚非，哪怕那只是一张单人床铺。这一个小小的空间，同样也能培育青春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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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的今天，我以记者的身份再回到“租房公寓”时，仿佛看见了当初栖落在我们那群人中高高低低梦想的实现：有人出国了、有人考研了、有人回老家做生意了，而我也从实习生成为了一名正式记者。

　　看着这群在方寸之间寻求梦想的同龄人，我想说：哪怕生活得再逼仄，这都是我们曾经拥有的青春底色，它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发鲜艳，因为是它滋生了梦想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