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天，央视网记者曾到北京通州一工地采访“95后”塔吊司机孙政尧。他宿舍里的四人都是工龄超十年的塔吊司机，也都是陕西宝鸡人。

　　年纪最大的老赵50多岁，他形容自己刚刚“摘帽”；老王40岁出头，眼下正处在“承重期”；还未成家的小吴身处青春尾巴；小孙年纪最小，却称自己“从没拥有过青春”。

　　他们的共同点构成了这个群体的坚韧底色，而他们的差异则描摹出各个“人生阶段”如何给这份坚韧施加不同形态的压力与希望。这个春节前夕，工地工期接近尾声，我们赶在他们返乡前，又去和他们四人聊了聊。

　　赵英武今年51岁，是四人中的“老大哥”，开塔吊已十多年。他年轻时在老家国营单位工作，后来单位倒闭下岗，外出打工也没攒下钱。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介绍他去学塔吊，收入比在工厂高些。自此他便成为了一名塔吊司机，一直干到现在。

　　克服恐高是每一个塔吊司机入行后的第一关。早年塔吊机器不如现在规范，每次吊运重物时大臂会下沉，驾驶室也会随之倾斜，心里害怕也没辙，只能硬着头皮忍受，直到慢慢习惯这种悬在空中的晃动，习惯这样的害怕。

　　塔吊司机是个技术岗，也是工地上最卡年龄的几个工种之一。“我现在最愁的就是失业。”老赵说，如今很多工地招塔吊司机，年龄门槛已经卡到40岁，像他这样年过五十还在开塔吊的已极为少见。每次找活，老赵都得先问一句：“你们要50岁的吗？”据他所知，这个圈子里过了50岁还在开塔吊的，连他在内只剩两人。

　　老赵担心活源断档，因此只要工地肯收，无论是什么地方他都愿意去。他心里压着几座“山”，不敢停下：独居且身体状态欠佳的母亲，刚工作不久仍需他帮扶的女儿，早年离婚后独自供女儿读书时欠下的旧债，以及自己未来的养老。他形容自己刚刚“摘帽”，但“帽子还没完全摘下”——他尚未还清为供女儿上学借的钱。

　　老赵的母亲今年80岁，性格要强，闲不住。从前在农村，老赵父亲的单位离家远不能经常回家，母亲便一个人包揽了十几亩地的农活，扛起家里“半边天”。后来老赵把母亲接到县城后，她又开始自学做“寒衣”售卖，虽说挣不了多少钱，但老人把这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

　　三四年前，老家的活儿越来越少，老赵第一次出省务工。独自在外，他最怕母亲的电话打不通。这次我们来采访的前一天晚上，老赵联系不上母亲，全家急得差点叫外卖员上门查看。幸好他有母亲邻居的联系方式，于是他赶忙拜托邻居前去探望，这才发现是母亲手机卡没插好松了导致没信号而联系不上。

　　老赵是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2025年，女儿参加工作，但他仍放心不下。老赵不擅长和已成年的女儿沟通，“只要微信上有消息你就知道该转钱了”。女儿偶尔会给他打来视频，他虽开心，却常觉得无话可聊，“有代差”，两人聊不上几句，他便对电话那头的女儿说：“没事你挂了吧。”

　　对于养老，老赵直言“还为时尚早”，他盘算着还能再干两年，预计工地最多还能再收他两年。老赵想象中的他不开塔吊后的生活，是“穿个保安服在保安亭里面坐着”。

　　老王有两个女儿，一个读高三，一个读高二，现在正是用钱之际，除此以外他还要还家里的房贷。2025年5月，老王的父亲被查出脑梗，他安顿好父亲后，便来到北京通州的工地干活。老王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上的监控软件查看家中老人的情况，出门在外，他最怕深夜时接到家里的电话。

　　老王的妻子原先在家全职带娃，近年来因家庭开销的增长，加上老王在工地干活时工资时有拖欠，她也开始在家附近的火锅店打工以补贴家用。夫妻俩计划着，等两个女儿都上了大学，他们就一起出省打工，这样能赚得多一些。

　　老王每月仅留一千元左右的工资自用。在北京工地这大半年里，工友们注意到他从未给自己买过新衣服，“自己穿着感觉舒服，回家还得挨说，我就不买，我每年回家了我媳妇给我买，买好了我就穿”。有段时间，老王每天只吃一顿饭，每逢有人问，他就答“减肥呢”。

　　2025年春节后一时没联系到工地的活儿，不敢闲着的老王曾尝试转行，跟着朋友去上海送外卖。但因记路困难、收入不佳，其间还崴了脚，自始至终也没把外卖软件弄明白，他感慨“送外卖那不是个啥好活”，于是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工地。

　　这段送外卖的经历，反倒打消了老王对塔吊行业的倦怠。比起进厂或做骑手，工地收入虽不时被拖欠，但终究更为稳定，也是他驾轻就熟的领域。

　　在老王看来，两个女儿此时还体会不到父母的不易——“她们两个基本上没吃过苦”，他很少跟女儿谈及工地生活，也不愿给她们施加学业压力。

　　他自觉文化有限，无法辅导孩子功课，只想着尽己所能，为女儿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妻子说他是个“老好人”，但他觉得，有些事等孩子大了自然能懂，“你越说她还越烦”。

　　今年工地放假早，他非但不觉轻松，反倒很发愁，这个工地的活还没干完，他就开始焦虑下一个去处，“真不敢停下”。

　　此前，他跟西安一位老板干了几年，“他每年没说给一次把工资结完的，他就余一点，年年余”。目前还有一万多元工资未结清，他计划这次从北京回家后再去找老板，“一定要说出个‘一二三’来”。

　　闲暇时，老王常聊起二十多年前去新疆煤矿打工的日子，那时候没成家，无忧无虑，“挣一个花两个”。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和工友去县城消费，把钱花得差不多了才回矿上。

　　比起小吴和小孙的年轻力壮，老王更羡慕老赵，因为他“已经熬出头了”，也深感自己处在“最难活的时候”。

　　刚满30岁的吴睿敏，在其他三人眼里“像个小孩儿”，性格开朗，待人处事大大咧咧，似乎什么都不太操心。老王评价小吴眼下的状态，就像自己当年在新疆时一样，“还没挨着压力”。

　　和其他人发愁春节工地放假早不同，小吴早早就盼着过年回家，“一到年底我就特别心急”。为了回村里有面子，他在回家前还特意去理发店烫了头发。

　　小吴开塔吊已有十二年了，当初是表哥带入行的。在他入行的四五年后，表哥就在一次拆装塔吊时遭遇事故，不幸身亡。他心生惧怕，加上家人的担忧，曾进工厂干了一个多月，由于不适应，最终又回到了熟悉的驾驶室。

　　小吴一家四口人，他和父母都在工作赚钱。目前他每月要还两千多元车贷，负责妹妹的生活费，“剩下的我自己够花”。家里大小事尚有父母操持，他从不用费心。

　　与老赵、老王不同，如果暂时没活儿，小吴会选择歇一阵儿。他也没有两位老大哥的“年龄焦虑”，近几年，他一直跟着一位北京的老板干，“基本上活儿没断过”。他总结活不断的原因是“自己人缘好”。

　　四人虽然以兄弟相称，实则是两代人。每次小吴张罗改善伙食，老赵和老王都会婉拒，“我说去吃个麻辣烫，好说歹说他俩都不去”。老赵觉得，这正体现了自己与年轻一代农民工在消费观念上的差异，“比我们先进得多”。

　　旁观两位老大哥的压力，小吴虽享受当下的自由，却也向往担起“三十而立”后的家庭责任，他认为“有压力才有动力”，但眼下最大的烦恼之一，是在工地上找不到女朋友。

　　27岁的孙政尧睡在小吴对床，他最羡慕小吴每晚倒头就睡，小吴则说他“年纪轻轻，想法有点多”。

　　自从父亲因年龄太大被工地拒之门外，小孙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心事也日渐沉重。每晚躺下，他总是思绪纷乱，脑子里都是事，“好像把该操心的和不该操心的事都想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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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工地活计结束，小孙内心都会升起强烈的“失业感”。今年工地放假比往年早近一个月，当小孙回到村里时没遇上几个年轻人，虽然忙了一年，但他老觉得不踏实，甚至有负罪感。

　　眼下他最发愁的是春节后去哪个工地，他能想象到，过了正月初五，自己又会像当年父亲一样，翻遍通讯录，挨个给老板打电话找活。

　　小孙干的第一个工地，是父亲带他去的。尽管从小就知道父亲在工地打工，但直到和父亲同在一个工地，他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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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高温天大日头下的工地里，穿着背心的父亲在搬砖、推水泥，他坐在父亲面前，无意间发现父亲的一只胳膊已经被晒脱皮了，另一只胳膊上就像菜地铺的薄膜，“一撕一拉皮就起来了”。

　　那一刻，他想起《平凡的世界》里的话，大意是“每个人都有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影响着这个人的一生”。眼前的这一幕让他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觉醒期。

　　与此同时，青春也在这一刻结束了，“人在青春的时候很难享受青春”。此后，他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闲暇，“你说给我放几天假让我出去玩，我心里都不自在，只有上了塔吊上，我才会觉得踏实一点”。

　　几年前，小孙因记录塔吊生活走红网络，如今他单平台粉丝已超150万，但自媒体始终给不了他足够的安全感，“看不见、摸不着”，不如在工地上安心工作来得实在。

　　和老王一样，小孙曾尝试过转行。19岁那年，他曾因忍受不了加班时的孤独，给汽车专卖店投了一份应聘汽车销售员的简历，但直到第三天也没收到回复。当他找到店里，却看到自己的简历被丢进了垃圾桶，“上面还粘着她（人事）吐的瓜子皮”。他红着脸出来，给工地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自此彻底断了转行的念想。

　　2025年，小孙结婚成家，那种成为全家“顶梁柱”的感觉愈发真切——家里大小事，父母都要打电话跟他汇报。

　　尽管相差十多岁，但小孙常与老赵、老王聊天，“听别人的故事，实则也是给自己规划未来的路”。他告诫自己，不要在五十岁时还进工地，前提是趁现在还年轻，必须得再努力一点儿。

　　通州宿舍已经搬空。他们四人和城市化浪潮中的无数劳动者一样，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生活在他们肩上施加了形态各异的负重。塔吊将他们托举至城市天际线，但驾驶室的方寸之间，承载的却是具体而微的悲欢。

　　春节过后，他们将再次告别故乡，散入全国各地或熟悉或陌生的工地。塔吊会再次启动，驾驶室的门开了又关。不变的是，每一次大臂的转动，都牵动着一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