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陈女士当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的电话。陈淑芬是香港著名的四大经纪人之一，与哥哥合作多年，情同手足。电话里，哥哥说：“淑芬，你来接我一下。”

　　陈淑芬开车到了酒店，拨电话给张国荣说她已经到了，张国荣回答：“好，那我来了。”然后，纵身跃下文华酒店24楼。

　　陈淑芬见状，立刻明白这是哥哥留给她的最后一个任务——哥哥一生爱美，人生终点走得决然，却断然不愿血肉模糊曝光于众人眼前。

　　于是，陈淑芬立刻脱下衣服，盖住张国荣的身体，马上报警求救，把他送到医院。

　　正是由于张国荣对于身后事的这个安排，以及陈淑芬多年来对他的忠实和赤诚，所以，即便到今天，在香港这样娱乐新闻和采访方式都缺少节操和底线的地方，大众没有看到过张国荣落到地面以后，沾满人间尘埃的样子，没有一张类似血腥的、八卦的、猎奇的照片流出来，损伤哥哥骄傲而美好的形象。

　　人们见过车祸后满身鲜血的戴安娜，听过她的主治医生侃侃而谈她临终的挣扎和绝望，但是，没有看过那样的张国荣，有人曾经揣测，假如真有那样的照片，香港的八卦杂志或许愿意花一个亿去买。

　　想来，所有关系都是双向的吧，那些关于张国荣人品谦和、温润如玉的传说，在最后的这项安排中，有了最美好的联想。

　　艺人是职业，明星是光环，艺术家是天赋，而传奇，则是可遇不可求的才华和奇迹。

　　1955年3月31日，51岁的林徽因几天没有进食，全身无力，多个器官衰竭，凌晨，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我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看了眼刚落到“2”的时钟，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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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她很快陷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没有醒来，最后的话，她终究没能亲口告诉梁思成，当陪伴了她27年的丈夫在护士搀扶下走进病房时，她平静、安详、冰冷，再也没有了气息。梁思成哭得不能自已，不停重复：“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在生命的尽头，无论曾经怎样的丰富和繁茂，都不过是一个苍凉的句号，林徽因的句号划在1955年4月1日。

　　1953年的一天，北京要拆城墙，由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原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吴晗先生主持会议，林徽因听说后，指着吴晗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拆去的是真古董！你们迟早会后悔的，到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而你是历史学教授，你知道什么是历史，这么多年的历史毁于一旦！”

　　当时，严重的肺病让她声音嘶哑，她再也不是20岁时鲜艳娇嫩，用动听的英语全程演出话剧《齐特拉》的小姑娘，她瘦得弱不禁风，满脸皱纹。

　　她的丈夫、谦谦君子梁思成先生听到这个消息默默哭泣，但是，她从来都是个脾气很大的女人，要强、厉害、直爽，她的厉害不是在客厅里当交际花，风雨关头同样巾帼不让须眉直言不讳，这种个性没有经历后来各种各样的历史运动，或许是幸运。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官至民国司法总长，七叔林觉民是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与妻书》的作者。

　　以今天的眼光，她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尤其，她和梁思成钻研的建筑领域，在百废待兴、各种新建筑层出不穷的时代，特别挣钱的职业是开建筑事务所，夫妻俩很多留学归来的同学都从事这个职业而成巨富。

　　但是，这两个“书呆子”放弃了，他们立志梳理中国建筑学脉络，回国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科。

　　编修中国建筑史异常艰难，之前从未有人做过这方面研究，古时也极少专门文献，林徽因和梁思成跨越千山万水勘探现存的古建筑，寻访在世的工匠，查阅能找到的一切资料，最终编修出《中国建筑史》。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林徽因穷困潦倒、贫病交加，避难到昆明附近，把全部积蓄拿出来造了一套栖身的房子。

　　女儿梁再冰说：“妈妈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铺了粗木地板，在靠窗的墙上做了一个小书架，下面的木凳铺上饰布，妈妈常在家里陶制土罐中插大把的野花。我觉得我妈真神，怎么一下子就把那么一个破房子搞得这么舒服，这么可爱。”

　　儿子梁从诫回忆：“在这间可爱的小小起居室里，妈妈在煤油灯下为我们讲解庄子《解牛篇》和《唐雎不辱使命》，教我们读了很多李白、杜甫的诗。”

　　春风得意保持风度，时运不济仍有风骨，颠沛料峭风韵不减，斗转星移风格不改。

　　总有要面对的现实利益，总有扛不住的内心压力，总有私心想护住的人，总有局限的个人好恶。

　　只是，用情史、绯闻和私生活评价一个人，是特别无趣、猥琐的事，人心里有什么，眼里就会看到什么，总是看到脏乱差，内心断然不会真善美。

　　在4月1日到来之前，怀念他和她，为他们不一样的风度与风韵，风格与风骨，在心中默默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