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早上六时许，晨雾弥漫，江面开阔，昨天还在修理烟囱汽笛的中山舰被命令驶离广南船坞，前往黄埔听候派遣，在代理舰长章臣桐的指挥下，中山舰劈波斩浪快速前行，而中山舰抵达长洲岛后，蒋介石却否认有过调舰命令。 当日下午，中山舰驶入黄埔长洲岛，船舰停稳后，章代舰长即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邓演达一头雾水，于是嘱该舰原地停泊，等弄清情况后再作定夺。五时许，中山舰接令后即返航广州。而此时，陈立夫带领欧阳格等人开始四处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无故移动，显露共党阴谋，而共产党授意李之龙，准备强行劫持蒋介石、陈立夫两位同志至苏联海参崴，图谋不轨一时谣言四起，街道上乱成一片，此为三月十九日，事变前一天。

　　视频链接：1936年，蒋介石密谋关押共产党及左派领导人，事后称我当时不知情

　　此次事变各路众说纷纭，当时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时期。当时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起进行抗战活动。他们都曾为抗战活动付出心血努力，上刀山火海，在局势之外的人看来，起初几人私交还算和睦。但称之为三杰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在党内地位要比蒋介石高一些，蒋介石在里面只能算个小辈，不过他虽然年龄小，但野心却最大，早已暗中瞄准孙中山的总理宝座。等到孙中山去世后，党政大权却落到了汪精卫的手里，当时蒋介石的心远不止想当个二把手。不过这种政治格局并未持续多久，“枪杆子里出政权”，蒋介石早早将兵权攥在自己手里，兵权大握的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飙升。但是一个党，不能有两只领头羊，于是两个人慢慢开始为了“王位”明争暗夺起来，结下了梁子。

　　1926年初，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因在北伐及军费分配方面发生了分歧，而汪精卫则趁机勾结苏联顾问季山嘉，落井下石。气得蒋介石牙齿直哆嗦，一度血压蹿高。两个人针锋相对干了起来。先是汪精卫伙同季山嘉勾结蒋介石的属下王懋功，后来被蒋介石发现，下令开除了王懋功。后来汪精卫又以贩卖私盐等罪名撤了蒋介石把兄弟陈肇英的虎门要塞司令职务。汪精卫毕竟是一个政治高手，稍微年轻一点的蒋介石还不是他的对手。交战几轮，蒋介石不但没能占着便宜，而且连失两员大将，差点被迫离职。

　　这日，陈立夫看到蒋介石一脸愁容，便安慰蒋介石：“校长，不要生气……生气解决不了问题！”蒋介石面色凝重：“能不生气吗？大战将临，军饷还没有着落，靠什么打？我们不是义和团，没有刀枪不进之躯！尤其那个汪精卫，大战之前撤我的帅，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是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陈立夫安慰道。“立夫，如果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做？”陈立夫想了想，没有什么好主意，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校长，你知道我不懂政治，换作我，可能只能躲避一下了！”当时，广州已经谣言四起，风口浪尖上的蒋介石听到“躲避”一词，竟然眼前一亮，陈立夫不愧是蒋介石的福将啊。于是蒋介石拍了拍脑袋门子感慨了一番：“是啊，为什么不躲躲呢？古人都说，攻可进，退可守。以退为进不是没有道理啊！”于是蒋介石决定去苏联躲一躲，借此让汪精卫等人难堪。

　　1926年的2月9日，蒋介石辞去军事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等职，要求去苏联“休养”。但是汪精卫却看出蒋介石心机，于是例行公事去黄埔军校劝蒋介石：“老弟，革命尚未成功，你的这个做法是不是有些仓促？”蒋介石回答：“有汪领导人在，革命早晚会成功！”汪精卫看出蒋介石的心意，就没有强行挽留，故意把球踢给蒋介石，做顺水人情：“如果出去，要注意身体。”

　　蒋介石此计不成，反被汪精卫将了一军。于是蒋介石的日记中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顷聆季新言，有讽余离粤语，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蒋介石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让陈立夫买了船票。1926年3月19日，车开到码头，随行秘书陈立夫又改变了想法。陈立夫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即使到了码头，也不定无路可走。此时的国际形势，选择政治避难无疑等同自杀。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陈立夫的内心起了变化。陈立夫道：“校长，手握重兵，岂有躲避的道理？在我看来，应该躲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是啊，为什么要躲？为什么不直接跟他干？”由此看来，陈立夫的举动慢慢影响了蒋介石，而陈立夫在政治沼泽里也是越陷越深。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就是这个道理。蒋介石回去之后，一方面防备着汪精卫，另一方面则继续泼共产党的脏水，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把共产党排挤出去。于是蒋介石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一手策划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算是陈立夫进入政治圈的一次中考，心思缜密、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地为自己的主子卖命，蒋介石回到学校后，便让陈立夫通知陈肇英、欧阳格等人来黄埔开会，商量对策。

　　当时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心情，一则恐惧，一则怀恨。他深知“有了军权就有了一切”。在军事上培植自己的势力后，就想实施专制制度。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高涨，他害怕共产党员也会在军队里深得人心。他由猜忌而恐惧而怀恨，于是，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企图把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排挤出去，特别是在第一军，他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两种矛盾的存在，蒋介石蓄意借此滋事，企图反对俄联盟、反对共党，同时打击汪精卫，以排除异己，一家独大。

　　陈肇英是蒋介石的换帖兄弟，又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情谊很深，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此人担任虎门要塞司令期间，手下拥有几艘兵舰，经常利用职权，调用兵舰大做走私生意，获利甚多。代理海军局领导人的李之龙发现陈肇英利用军舰走私的事实，深为愤慨，就报告了汪精卫，经汪的批准，由李之龙出动海军加以制止，曾将陈肇英连同货物一并扣留在海军局。由此，陈肇英与李之龙结下怨仇，就想寻事报复

　　1926年1月，国民党举行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事先，黄埔军在汕头选举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选举完全采取自由选举的办法，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结果，当选者多数是共产党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当选者较少，连贺衷寒也落选了。选举结束之后，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们诧异起来。蒋介石看见共产党如此得人心，也大吃一惊。他就指派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10多名团、营长列席第二次全国大会，并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及汪精卫转请第二次全国大会核准。

　　汪精卫把蒋介石的请求提到国民党中央，转到第二次全国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予以同意并报告大会通过。第二次全国大会已经开过两天，蒋介石才从汕头回到广州。他只出席大会作了一次军事报告，其余各会都没有参加。代表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远举之前，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召集了一次党军系统的党团会议，参加会议的孙文主义学会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不到20个人。汪精卫召集这个会议的主要动机，是听取蒋介石对于大会及选举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始终缄默不语，不表示任何意见。

　　冷了半天的场，汪精卫才开口说话：“党军方面的候选人，我们希望蒋先生能提出意见，我们的意思是，除了蒋先生及何应钦应该当选外，还有王柏龄、王懋功也应提为候选人，另外还要选拔几位青年的同志。”蒋介石打断了汪精卫的话头说：“我还是在军事方面多尽点力，我不要当中央委员，也不应该当中央委员，一个军人如果什么事都管，就难免造成军人政治。我决不能做苏俄的托洛斯基。王柏龄和王懋功更没有必要。

　　至于提拔几个青年同志当中央委员，我倒没有了什么意见。”蒋介石从开始到散会，态度始终很不自然，好像是有千言万语说不出来的样子。孙文主义学会被贺衷寒、冷欣等把持，他们在广州发难，陈肇英领了15 000元的经费，欧阳格领了5000元经费。3月20日，欧阳格给了中山舰副舰长章臣桐1000元作为他被捕时的损失费，以讨其欢心。不用说，孙文主义学会是中山舰事件的主要执行者

　　王柏龄、刘峙、惠东升、缪斌、马文车、潘宜之、杨引之、潘佑强都是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同谋者。他们制定了计划，拿中山舰作为导火线，在黄埔军校伪造一个假命令来要船。他们假借蒋介石的命令来要船，蒋介石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反对共党仇俄、反对国民党左派的计划，蒋介石确实是早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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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日，凌晨三点，蒋介石以兼任卫戍总指挥长的身份，调动武装部队，下令全城严戒。此时的广州城已经弥散着一股恐怖的味道，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欧阳格率领下，强行登上中山舰，逮捕了舰上的共产党员，宣布由欧阳格接管军舰。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的命令逮捕李之龙，调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缪斌、惠东升奉蒋介石的命令，集合第二师全体言兵讲话，当场就将第六团党代表胡公宪及以下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等40多名左派人员全部看管起来，拘捕在造币厂内。同时，刘峙又派兵包围了东园内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武器。大沙头、东山、北校场、东校场、惠爱马路一带，荷枪实弹的步哨林立，断绝交通，所有商店都关了门。第五团营长李树森奉命包围了东山苏联顾问住地，收缴卫队武器，监视俄顾问，断绝其交通。

　　不过据包惠僧回忆说，事后他才知道，中山舰事件，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俘、吴铁城等制造出来的。3月19日下午，蒋介石回到广州。20日凌晨3时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逮捕李之龙、刘峙，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吴铁城所部监视汪情卫、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机关。

　　在中山舰事件中兴风作浪的是孙文主义学会，这是黄埔军校反对国共合作的右倾主义团体。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国民党右倾主义谢持从上海跑到广州，名义上是参加学校开学典礼，实际上却在勾结学校里的右翼分子，如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冷欣。他甚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名义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对待，而无立足的余地。”

　　这番话激起黄埔军校右倾主义分子对共产党学员的仇视。而青年军人联合会里的共产党员又在军校公开散发《响导》周刊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于是，黄埔军校里的右倾主义分子由此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不是一个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便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专门为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而成立的，“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学会在成立之初，就同西山会议派有瓜葛，并且受戴季陶的直接领导。结果，这个学会一经组织起来，“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事生非，寻衅肇祸，种种蛮不讲理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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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参与中山舰事件的骨干分子欧阳格、陈策、缪斌、吴铁城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孙文主义学会的阴谋策划，直接导致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他们曾警告蒋介石，对俄国人的迁就只能以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而告结束，左派力量正在成为主要威胁，对其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据包惠僧反映，这一事件“完全是王柏龄、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可以肯定，中山舰事件就是“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倾主义经过多次讨论，有计划有准备去进行的”。所以，当中山舰开到黄埔之后，孙文主义学会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举行反对活动，推翻国民政府，逮捕蒋介石。

　　有人称中山舰事件源于一场误会，是蒋介石误以为自己会被劫而采取的过激行为。大革命时期影响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首推“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占领中山舰，逮捕时任海军局代领导人和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系共产党员，海军中将)，并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严戒。通常以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但也可从更多解密档案中发现，这不过是由于中山舰的临时调动引发的一场误会。敏感多疑的蒋介石，误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试图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送往苏联。不过在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中山舰事变当天下午，等蒋介石自己从紧张的戒备状态中出来以后，他就取消了命令，但是他也单独提出了释放条件，让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里全面退出，或者将第一军内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单上交。

　　对周总理来说，这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蒋介石去面见周总理，他说请你把在军校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我。周总理就说，这个我做不了主，因为要问过广东区委，或者问过中央，反正需要问过上级组织，这个我单独做不了主，远在上海的中央总部得到中山舰事件的具体消息时，已经是一周以后了。此时，中央对事变的指导，实际上已起不到任何作用。

　　整个事件的发生从开始到结束汪精卫一直被蒙在鼓里，当时他作为国民党党、政、军总代理领导，发生这么重大变故，竟然没有一点消息传到耳中，更让他气愤的是，蒋介石紧接着就派军包围了汪精卫住宅，弄得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随后大发雷霆：“我是国民政府领导人，又是军委会领导人，蒋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第二天，汪精卫以军委会领导人的身份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界要人请到家中。他们要求陈公博通知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及第三军参谋长黄实，“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其后，汪又询问来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汪此时已动了调动军队的念头。

　　谭延闿、朱培德也被弄得莫名其妙，在会见蒋介石时说：“总理逝世才一年，骨头还没有冷，你干什么呢?国共合作是总理生前的主张，遗嘱也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现在的行动，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允许吗?”同日，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谭延闿、朱培德继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谭延闿甚至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周恩来也回忆说：“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当事者是“双方”还是“多方” 有论者众说纷纭，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几十年来并无定论。由于事件本身扑朔迷离，加之事发后当事双方互相指责称对方‘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样一来便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不清，国民党蒋介石一派，认为共产党‘唆使中山舰异动’，‘无令而开进黄埔’，目的是要劫持蒋介石，将其送往苏 联海参崴，夺其军权，实行‘工农革命’;而中共则指责蒋介石‘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目的是为了‘嫁祸于人’， 找借口排挤打击共产党并夺取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下，但就最终结果而言，蒋介石等人借助“中山舰事件”开始大肆反对共党，其目的是夺取广东海军操控实权，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力量。此举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倾主义势力分裂国共合作、企图夺权的信号。

　　中山舰亦变是我党近代战争中的重要历史见证物。它所经历的曲折航程和在役时的不朽功绩，史料物资的价值就在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保留人类的记忆。尽管真相难以还原，但两党走向破灭的结果成为事实，事件不止涉及二党关系，在国际联盟中性质也十分严重，据说事变当日下午，何香凝去会见蒋介石，问他军队到处严戒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当时“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